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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台湾教材的文、白之争谈政策高度

2017年09月21日 09:56:00  来源:中国台湾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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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台湾《工商时报》20日社论指出,近来台湾各界为了高中语文课纲文言文篇数是否调降,吵得沸沸扬扬,即令课审大会已于日前拍板维持原比例45~55%,但要求调降的声浪仍未止息。鉴于语文教育影响文化素养至深,攸关台湾竞争力,台当局自应以百年大计的高度来做决策,切莫以狭隘的史观重议课纲,甚至调降古文比例。

  社论中说,这一个月来主张调降古文比例者其所持理由无奇不有,有人引胡适名言“死文字不能产出活文学”直指古文已不合时宜;也有人认为古文实用性不高,不能解决就业、薪资、贫富差距等问题;还有人抱怨古文太多会磨光学习意志,认为语文教育不是与过去对话而是与现代、未来对话;更有人批评学文言文是拿年轻人的血浇灌僵死的中国魂,偷渡意识形态等等。这些对古文的批评似是而非,以下我们一一加以检视:

  社论指出,第一、就胡适批判古文一事,1917年、1918年年胡适、钱玄同、陈仲甫等人确实经常于《新青年》消遣古文,胡适也确实说过:“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,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。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。”钱玄同更说:“两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,无论那一部,打开一看,不到半页,必有发昏做梦的话。此等书籍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,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。”这等诳论令人叹为观止,然究其原因,这实在是百年来国势衰微,民族自信心几近崩溃所致,那是个时代悲剧,我们不忍多加苛责。

  然而,同时代的学者如钱穆、朱光潜等人就比较能从历史的高度来反省,钱穆说:“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,老要在旧文学里找毛病,毛病哪里会找不到?”朱光潜则指出:“提倡白话文的人们欢喜说文言是死的,白话是活的,它使一般青年误信只要会说话就会做文章,对于文字可以不研究,对旧书可以一概不读,这是为白话文作茧自缚,因为较好的白话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词。”

  胡适虽倡议“死文言不能产出活文学”,但30多年后也就是在1955年,他却为文推崇范仲淹的灵鸟赋,他说:“范仲淹‘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’比亨利的‘不自由,毋宁死’要早740年。这也可以特别记出,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。”胡先生这回算是还了古文一个公道。

  社论认为,第二、有人说古文实用性不高,不能解决就业、薪资及贫富差距的问题。此言差矣!读过《货殖列传》者都会惊讶司马迁对市场的认识,而读过《明夷待访录》者更会叹服黄宗羲居然把二十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才提出的外部性(externality)讲得如此透彻,而《梦溪笔谈》更记载范仲淹以扩大内需解决杭州的经济萧条,范仲淹自谓此法为“发有余之财”,比起凯恩斯学说整整早了880年。此外,损有余补不足,降税救经济,民贵君轻等思想也见诸孟子、老子及平赋论等古籍。那些说古文过时的人,到底读了几本古书,着实令人怀疑。

  社论中说,第三、有人主张语文教育不是与过去对话而是与现代、未来对话,因此不必读古文,这样的论调也有待商榷。英国哲学家罗素(Bertrand Russell)曾表示:“大学教育尽可能要在文化、历史多花点时间,一个青年人即使不懂希腊文,也该藉由翻译对古希腊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;他虽不必一遍又一遍研读英国君王史,但也应设法了解世界历史的梗概,如此才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兴衰里,洞析今天的问题。”

  若罗素来看今天文、白之争,他一定会从历史的高度要我们多花些时间去了解古文,他虽是英国人,但仍要青年人去了解希腊文化,这样的胸襟,为今日台湾所欠缺,当我们在讨论语文课纲古文比例时,实在需要这样的历史高度。

  第四、有部分学子反映:“古文教学一直在字义上打转,以致读古文如雾里看花,久而久之就失去兴趣。”这是实话,对此我们要吁请教育当局尽速改正,今天好好的古文会被学生视为洪水猛兽,正是考试引导教学的结果,高中语文第一课《师说》:“句读之不知,惑之不解,或师焉,或否焉,小学而大遗,吾未见其明也。”不幸的是,我们今天正犯了这个小学而大遗的错误,为了让学测有好成绩,老师成天带领学子们穿梭于句读之间,使得原本富有哲理的古文全成了索然乏味的废文,学子们岂能无惧?

  社论强调,“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,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”,要做大事就得有大格局,绝不可闭关自守,可惜20年来我们“戒急用忍”行之于前,反服贸纵之于后,以致优势尽失,经济日疲,如今竟连语文教育也要划地自限,这样的心态只会让台湾愈加渺小。当青年人不懂得与自己的历史文化联结,所失去的非仅文笔而已,更是文化、社会资本及经济竞争力的全面式微。想想罗素、钱穆与朱光潜的谈话,思及当前世界局势及台湾处境,教育当局岂能不慎?

[责任编辑:李杰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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